苏渊雷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论坛发言（五）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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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近国学大师——苏渊雷

苏渊雷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
学术论坛发言（五）王耘


困境中的史学研究与省思
——从《读史举要》管窥苏渊雷的史学思想
王耘

王耘老师在学术论坛上发言

《读史举要》一书是苏渊雷先生重要的史学研究著作，此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首次出版。在交付出版的后记中，苏先生简要说明了此书的修订及出版过程，直接指出“十年困勉，所得仅此”1。这样语意深远的八个字，既有他深受政治困境影响达十余年之久的无奈，也揭示了这部史学著作正是为摆脱困境积极省思后的结果。在1984年完成的《困学自述》中，他重申了这一观点：“此书是我十余年来，动心忍性之际的困勉所得。”2因此本文从“困境”入手，尝试着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解读《读史举要》一书，梳理该书的创作过程，指出苏先生史学成就的取得与他北上哈尔滨之间的关联，进而管窥苏先生的史学思想。
（一）1958年：困境的开始
1958年是苏先生“十年困勉”的开始。由于全国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刚达天命之年的苏先生被划为右派，降职减薪，随后调赴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北出榆关，栖迟粟末”，面对这种变化，苏先生虽然在《十月十八日举家自海上继至》一诗中表达了他的豁达乐观，“吾生已惯波三折，放眼乾坤日月长”3，然而从繁华的大都会到遥远的塞外边疆，从名牌高校到正在组建中的普通院系，从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到反省检查的劳动改造对象，来自地理空间和政治身份的边缘化还是令他十分感慨，“中年获时谴，苍茫赋北征”，“陡觉违时伤老大，谁能负气忍伶俜”。这些诗作既有对初次北上所见“关山异风色”的描绘，也有对“相思合暮云”的乡情表达。诗可以寄情抒怀，这些所能呈现的不过是可以言说之困境，“却怜万里寻诗客，满纸酸辛杂泪痕”，却不能帮助诗人应对现实。对于学者和高校教师的苏先生而言，或许来自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困境才是最大的无奈。此前他的研究已在哲学、佛学等思想文化史领域展开，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那些议题都难以继续深入，“哲匠宗工何代无，学于众人斯至矣。莫非史也天地间,旁搜金石钻故纸”4，在这些可以言说和不能言说的现实困顿之中，苏先生反复思考，最后将精力投入悠远的历史和无尽的史学研究之中，“物观史学日中天，持以解纷失唯唯”5。
在哈尔滨的第一个除夕，苏先生夜读定庵集，在历史的长河中寻到了解困的门径，“郁怒清深龚璱人，平生拟迹最相亲”6。在《论龚自珍》一文中，苏先生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认同。他首先指出龚自珍是一个时代批判的文史学家，也是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启蒙思想家。其次他提到龚自珍的历史观受公羊三世说的启发，主张史家三世说，以此推明学术思想与政治分合发展的过程，并论证学术之兴衰与世运的关系。“他的钩沉古史工作，正为今日后史氏争发言权”，“他在《尊史》一文中，更从正面提出史职之尊，在于做一个出色的社会教育家、社会批判家”，“然而自珍所处的时代，不容许他扮成这样一个角色，他只有观世之变的分儿，而不能身与世变……这正是无可奈何中的时代苦闷的象征！”7他在《论龚自珍》一文中还特别点出龚自珍离都南下与350首《己亥杂诗》之间的关系，认为“龚自珍的走出国门，实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眼看朝政日非，时事日警”，遂有意识地离开京师，“一展其平生怀抱”8。这篇成于1961年的史学论文，既是苏先生在龚自珍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也是他通过梳理龚自珍困境中的学术思想进行省思的自述，因而这篇学术论文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错的书写特色。
1958年，从苏先生的个人经历而言，无疑是困勉的开始；若是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和黑龙江省的史学发展而言，则是生机萌发的源头。苏先生所调任的哈尔滨师范学院1949年是松江师范专科学校，1953年经过合并改建，更名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隶属于教育部，1956年正式升格并更名为哈尔滨师范学院。1958年，有远见的校领导借机从全国各地调入了一批和苏先生境况相类的知名学者，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优良的基础。这些学者如中文系的张志岳、吴忠匡，历史系的游寿和她的丈夫陈士諴，生物系的张孟闻等后来成为苏先生往来密切的好友。他们经常雅集谈诗，唱和酬答，品鉴金石书画，探讨文艺史事，这些场景被苏先生以诗、书、画等方式描绘下来，成为他困顿岁月中重要的亮色。1958年7月18日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成立。1959年2月6日，黑龙江省第一个社会科学类的专业学科学会，省历史学会正式组建，依托单位正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当时有会员500人，其下设有八个二级学会，分别是中国古代史，中学历史教学、中国近代史、历史理论、世界史、渤海辽金史、地方史及师专历史教学研究会。这八个二级学会不仅是黑龙江省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也是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学科建设的专业基础。1963年7月11日省社科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苏先生的好友张志岳以及后来与他并列为历史系“八大怪”的戚佑烈、张聿飞都当选为常务委员，这表明哈尔滨师范学院已成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1964年苏渊雷先生在北方大厦参加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后还在诗中以“鹅湖”9喻之。
（二）困境中的教学与思考
苏先生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承担着中国历史文选及要籍介绍课程的教学工作。这门课程是史学大师陈垣在20世纪20年代初首先开设的，60年代则是全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普遍开设的主干基础课之一，五六十年代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周予同受高教部委托主编《中国历史文选》，1961年正式作为教材出版通行。由于这门课程承担着“介绍各种史籍，培养学生阅读并运用一般文言史料的能力并向学生介绍有关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发展概况”10等多重任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常常无法顺利地完成，如何让这门课程的教学收到更好地效果，至今仍然是课程教师探讨的重要议题。苏先生在华东师大任教期间就已经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有自己的思考，1957年他曾发表《关于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的若干问题》。1959年他虽然可以继续历史文选课程的教学，可是由于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加之学生基础薄弱，使得专门而系统的课程教学难以继续，苏先生的课程讲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首先在体例上突破传统的学术框架，采用专题形式，以史学名著为中心进行全面综述，其次根据学生的状况降低难度，以社会一般读者和大专文史学生为对象，力求提供通俗的史籍入门常识。这种改进最初只在学院历史系和中文系古典研究生班进行，收到的成效令苏先生感到欣喜，为此他在1962年曾专门写诗道“公羊卖饼任人嗤，讲学兰陵孰老师”，并自注“近讲文史，颇主会通，不持一往之论。”11随着教学与研究的深入，苏先生的心境也逐渐从北上的困顿中解脱出来，这一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他的“右派”帽子得以摘除，随后在十一月得以赴济南参加孔子讨论会，会后游曲阜，继而应友人冒效鲁之邀前往安徽大学进行为期十天的讲学。自合肥返回哈尔滨，又接到黑龙江省史学会的邀请，开始在工人文化宫进行隔周一次的读史讲座。规律性的讲座将苏先生对中国历史要籍的思考完善贯通起来，每次讲稿随印随发，到1963年底，十个专题全部完成，这份讲稿初名《读史十讲》，后经修订，出版时名为《读史举要》。他还为此书专门赋诗，序曰“《读史十讲》持续经年，既理丛残略存梗概，意有未尽复撮全讲旨趣得四十四韵，弁诸卷首，藉与同学诸君共证之”12。此书是苏先生在黑龙江地区五年来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既反映出历史文选课程的教学构想，也涵盖了他应对困顿环境的史学省思。1964年，他对《读史十讲》进行校订誊写，分呈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并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谢函。在创作《读史举要》的过程中，苏先生也将自己的心得和感触写成诗歌，“记曰教而后知困，师心自用信可鄙”，“真理自圆凭积累，一旦豁然桶脱底”，“走笔诗成聊一喜”13，“盛年难再犹思奋，大道能行肯废言。安得观光穷禹迹，凭收史笔作吟魂。”14可以从中看出苏先生在撰写这部书的思考与付出。此后书稿又经过三次修订，最后于1981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出版之后他寄赠给各位师友，收到了多方赞誉。上海文史馆研究员陈兼与这样写道“阅大著《读史举要》，从凡起例虽仅二十万言，而史论结合，包罗万有，为今日言爱国教育人之必读之书。先生三长之誉当之无愧。明之王船山，近之梁任公、孟心史之俦也。”15著名文献学家胡道静在1982年3月7日的回信中称“大撰为习史者设，然实际上是一部非常生动精粹的祖国优秀文化的综合简介，见解新颖，资料丰实，且熔认识论与方法论于一炉，诚学者之津梁也。通才达识，启我实多。”16郑逸梅提到“大作《读史举要》一书，探颐索隐，一扫横议倾谈，沾溉史林，功德无量”17，缪钺也称“大著《读史举要》，高识宏议，通贯古今”18。这本虽然只有21万字，出版后却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1981年10月出版，1982年获得上海高校文科科研成果二等奖，并送香港书展展出，1983年6月再版。直到2007年该书还被收入国学基础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
离开黑龙江以后，苏先生的学术成就日益显著，创作《读史举要》时的困顿心境不复存在，学界有的将这部书视为历史要籍课程教学的入门专书19，有的则直接将之视为目录类书籍20。各种书目索引及推介文字多强调该书各专题内容之广泛，超出史部要籍的正史范畴，认为这部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关注于经、子、集诸部的历史叙述，对传统史籍介绍方式有所变革，是一部视野较宽，立点较高的学术专著21。新时期对《读史举要》的阅读基本遵从苏先生的自述，将这部书完全定位为史籍介绍类的教材和入门指南，而忽视了著作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其应有的史学价值也在这种定位中被淡化。
（三）创例与会通：读史有真味
《读史举要》的在体例上的创新首先体现为十个专题的设置，内容上连类并举，不仅对经、史，子、集的内容都作为读史的范围作了介绍，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包括艺术、科学等各方面的文化成就，用“历史文物综述”的方式贯穿起来，对一般认为史部要籍中最重要的正史等内容，并不进行详细的罗列和介绍，而是按照自身的治学体会，融合当时的研究议题，重新编排而成。
体例上的创新还表现为内容上突破了传统学术史的时间叙述框架，注重方法的引领，有助于初学者提升兴趣。如第一章题为“读史要义”实为全书的总论，点明读史、治史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要掌握具体的方法，读古人的议论，就要了解“正言若反”和“有感而发”。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知类知要，先立其大；触类旁通，广泛联系三个角度具体深入地论述读史和治史的方法。再如全书包含史料学、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几个方向，每个方向的叙述不以时间为序，也不侧重于正史专论，注意强调人的价值，尤其是史家在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既关注史家个体的差异性也强调其为学的共性。如“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成就及其异同”一章，特别归纳了三人对中国文史学的贡献，认为这些贡献关乎一代学风的兴替。
在内容上，《读史举要》格外注重时代之变与思想文化之关联，如“诸子论纲”一章所附孔学的演变，指出孔学之变是和具体的历史时期相关，历史的传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显然此书在体例和内容方面的创新也同样是时代巨变的反映。在著述中开创新的叙述框架，是对当时沉闷困顿现实的积极回应，也是苏先生对龚自珍一类激扬型知识分子的内在认同和自我实践。
在内容上，《读史举要》强调历史的多元与会通。文史科哲融通，儒佛思想会通，文物与历史互证，会通的观念体现在各个专题之中。如在第四章提及《春秋》三传的读法时特别强调“属词比事”，即将三传贯通一体来研读，并引梁启超之语“凡读史皆当用此法”。如第九章“汉唐佛学对于中古哲学和文学的影响”中，通过论述汉唐社会情况所显示的时代特征，为外来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来说明佛教哲学和中国原有学术思想的关系，是一个经过论争、互相影响、交融合流的辩证发展过程，还专门论述了佛学和中古哲学的交融和对中古文学的影响。指出佛学所提出的新命题和新方法，在哲学上扩大并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范围和内容。他们凭“觉性”的智慧冲破一切障碍，领会人生与宇宙诸法实相。尤其是禅学，在中国哲学的长期发展史中，深刻揭示了思维与存在的根本问题，提出许多有力的反证，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佛学将新词汇、新语法输入文学，通过佛典的翻译，偈语的出现，“变文”、“宝卷”的产生，将我国文学创作的方式和理论，推向前所未有的新境界。通过佛学在中国适应历史，逐渐滋生、发展以至衰落的总过程，来说明佛学对当时社会，特别是有关古典哲学和文学方面所起的影响和作用，进而探索它们之间的种种交涉。这些细节处处显示着作者以会通观念解读历史的基本原则，正如他在诗序中所提“不有大道贯穿之，安能攻坚摩其垒”22。
会通还体现在具体议题的思考中。如“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成就及其异同”一章，苏先生先根据三人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分析总结出各自的特点。认为：刘知幾提出史家修养的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直接影响到郑樵、章学诚的史学。因此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具有开创性。郑樵僻处海隅，生当义理辞章泛滥无归的时代，立愿沟通文史，总结中世纪学术思想，上承司马迁的通史家风，中继王充、刘知幾的批判传统，下开朱熹、王应麟等的尊疑学风，其《通志》以百科辞书的姿态，出现在风雨如晦的南宋初期，非同一般。章学诚的文史批评学和他的哲学思想，处处流露卓越见解。特别在疏通伦类、辨别源流上，做出了优异成绩。他与当时显学“乾嘉学派”和宋明理学相对峙，提出“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的“浙东史学”新观点。特别归纳出三人对中国文史学的贡献和论学宗旨：1.挽救时弊，发愤著书，饶有严肃的学人气象；2.会通文史，创明类例，提高了学术专著水平；3.尊疑解蔽，实事求是，发扬中国唯物主义的光辉传统。将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三位史家从思想和治学宗旨等方面进行比较，得出卓越的史学家共有的尊疑批判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光辉传统，会始终贯穿在史学发展的长河之中。
读其书知其人，若忽视了书成的时代烙印，也无法全面地知其人。苏先生自言《读史举要》成于困顿年代，这既是对著作背景的直陈，也是对研读者的提示。这部书的问世是他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总结，也是困顿环境下省思历史的夫子自道。他以苏东坡、龚自珍这些名士为楷模，以创新应对困境，以会通兼容文史，汇集了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展示出一位学者博大而严谨的史学修养，或许这才是此书真正的价值所在。
2018年10月19日
草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1《读史举要后记》，《苏渊雷全集·史学卷》第26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困学自述》，《钵水斋文史丛稿》第582页，团结出版社，1989年。
3《霜笳集》卷一《苏渊雷全集·诗词卷》第117—121页，以下未注诗句皆出于此。
4《霜笳集》卷五《苏渊雷全集·诗词卷》第163页。
5《霜笳集》卷五《苏渊雷全集·诗词卷》第163页。
6《霜笳集》卷一《苏渊雷全集·诗词卷》第120页。
7《论龚自珍》，《苏渊雷全集·史学卷》第294页。
8《论龚自珍》，《苏渊雷全集·史学卷》第289页。
9《霜笳集》卷六《苏渊雷全集·诗词卷》第165页。
10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三版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页。
11《霜笳集》卷五《苏渊雷全集·诗词卷》第155页。“公羊卖饼家”之典原出于《三国志·魏书·裴潜传》，不过此处却是苏先生对龚自珍《杂诗》中“甘作东京卖饼家”的效仿，借此表达自己不囿于传统旧说，力图寻求新方法的历史观念。
12《霜笳集》卷五《苏渊雷全集·诗词卷》第163页。
13《霜笳集》卷五《苏渊雷全集·诗词卷》第163页。
14《读史十讲校毕题后》，《苏渊雷全集·诗词卷》第169页。
15《苏渊雷往来信札》，第260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16《苏渊雷往来信札》，第428页。
17《苏渊雷往来信札》，第401页。
18《苏渊雷往来信札》，第662页。
19吴枫《中国历史文献学》，《吴枫学术文存》第342页，中华书局，2002年。
20唐贵劳《利用书目查找中国史著作》，氏著《巧用书目指南》，第190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21许凌云《关于历史文选的教材写作》，杨燕起，陈泽栋编《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11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22《霜茄集》卷五《苏渊雷全集·诗词卷》第163页。

嘉宾简介：
王耘，1972年11月出生，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明清史方向硕士导师。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及东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黑龙江省高考历史学科阅卷组专家。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宋元明清）；传统典籍导读；东北民族及区域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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